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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思陳紹英先生 PDF 列印 E-mail
發表者 李筱峰   
2010/05/05, Wednesday
      他經常在早上八點過後不久就打電話給我,每次時間幾乎都很準,有點像固定時間散步的康德、林茂生一樣。我一直沒有問他為何都在這個時間打來,但我確信,他一定認為我是個晚起的人,不忍心太早打攪我,所以他都看準過了八點才給我電話。他這份體貼讓我很感動。其實我很想告訴他:「歐吉桑,你可以早一點打電話來沒關係,我通常都六點以前就起床了。」但我始終沒有這樣告訴他,因為我知道他打電話的內容其實都一樣,他只不過想找一位和他內心有著相同憂慮的後輩訴說心中苦悶而已。老實說,久而久之,我對他的電話開始有點不耐煩了。然而,從今而後,我想讓他「煩」我,再也沒有機會了。上個禮拜,老人家走了!我忽然覺得,我對一位慈祥又充滿正義感與台灣情的老人如此沒耐性,實在太殘酷了。執筆的此刻已過八點,我耳根雖然清靜了,然而眼睛卻逐漸模糊。

 

      在朦朧的淚眼中,我眼前浮現出老人家辛酸艱苦的一生,那不僅是他個人的辛酸歲月,也是台灣苦難歷史的縮影。

   

      陳紹英先生,一九二五年出生於三灣的客家農村。十四歲赴日本大阪,在鐵工廠與商業學校之間半工半讀。後轉赴東京,進入專修大學夜間專門部。他愛閱讀,經常在圖書館博覽群書。特別受到尾崎秀實的中國論的影響,對於國民黨以及中國政治的封建本質有著進一步的認識。他曾回憶說:「當時我是強烈的漢族主義者,凡事都從中國人的立場思考,不過卻也非常清楚中國的確病得不輕。」他這個認識,使得戰後回到台灣的他,在目睹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之後很難沒有不平之鳴,卻也因此逃不掉白色恐怖的魔掌。這位原本想著「早日完成學業,參加新中國的建設」的青年,終於被國民黨拘捕入牢。他被控參加台灣民主自治同盟,當然那是欲加之罪。民主自治同盟是謝雪紅於二二八事件之後在香港成立的,一九四九年之後遷往北京。五年代國民黨動輒以參加民主自治同盟來入人於罪。在五年代裡面,因此遭槍決的就有兩千多人,一萬多人被判重刑。陳紹英被判處十三年徒刑。

   

      十三年的黑牢,雖然奪走了他寶貴的青春。但是黑牢卻凝結出陳紹英的心路歷程的結晶,寫下了一部珍貴的回憶錄《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》。他的原書是以日文出版,在日本獲得迴響,評論家喜安幸夫評論說:「作者是一條執著的心寫完這本書。戰爭中在日本苦學,戰後回到台灣,成為知識份子,而不得不渡過十三年的牢獄生活。作者戰後人生才是台灣今天的原點,由這個原點,台灣的方向性才可以看得清楚。」

   

      在渡過十三年的黑牢之後,陳紹英對台灣的方向有了新的體認。他舉一個難友的例子,來投射他心情的轉變:一個愛社會、愛國家、愛台灣的熱血知識份子,被槍決前留下「我體內流著漢民族的血覺得恥辱」的字條給同志,而魂斷馬場町。

   

      他急著出版中文版的回憶錄,因為「七十歲以下的人對二二八事件及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極不了解」;所以他說:「我熱切盼望能為那個黑暗時代遭遇不幸的每個人留下紀錄,來填補台灣戰後史的空白。」

      我重讀他的回憶錄,耳邊彷彿又傳來他的電話:「這樣下去不行,台灣人太不了解中國人的政治,年輕人完全不知道過去台灣苦難的歷史,」歐吉桑,請你不要再操心了,只要我一息尚存,我會記住您的叮嚀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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