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從事新聞工作長達四十餘載的漫長歲月中，經歷了蔣經國自閣揆轉換總統、解嚴與報禁解除、李登輝繼承大位、政黨輪替、綠營「完全執政」⋯彷彿是有生之年的筆耕路途中兩旁「跑馬燈」擦身而過、或恭逢其盛在現場見證「歷史性一刻」，期間發過全球大獨家新聞、著述了三十本書；似該寄望「江山代有才人出」接棒？結果卻驚覺後輩甚少「讀萬卷書、行萬里路」，苟敢「向天借膽」鍥而不捨追新聞、甚且經手的「重大事件」不間斷追縱報導近三十載！故對「記者節」會格外有感，且容我一吐胸中塊壘，正當台灣面臨關鍵之時刻。
回顧政府早於ㄧ九三三年便已制定了「記者節」，然而，在國民黨政府播遷來台之前，中華民國的近代新聞史上倒是有報人，居然能辦報辦到與《紐約時報》或《泰晤士報》等歐美同業媲美！此即抗日時期名聞遐邇的《大公報》，主事者為負笈密蘇里新聞學院的張季鸞，他不僅是國翹楚，還奉獻新聞業長達卅年之久，縱然不幸罹病，甚且於臨終前猶自承「無時不以善盡記者的天職自勉」為遺囑…當他生前辦報時，常被外界所提《大公報》在發行一萬號時，曾特地強調辦報精神有四：「不黨、不賣、不私、不言」；後來又再追加指出「職業報人就是不求權、不求財，並且不求名…一個新聞記者無論寫什麼，應該謹慎，不可人云亦云，但有了重要意見，應該勇於發表」！
張季鸞不只是自我要求對讀者「負責」，對作者更是呵護有加，單是稿費就比別家高兩、三倍，對來稿潤筆費曾特別交待經理「我們都是文人，文人何必刻薄文人」以示善待作者！甚且還曾創辦了鉅額賞金的文學獎來提掖後進，影響至為深遠；但所抱持人生觀卻異常簡單，曾意簡言賅簡言之「可稱為報恩主義，就是報親恩、報國恩、報一切恩！…一切只有責任問題，無權利問題，心安理得，省多少麻煩…」。
他正是抱持這種精神，與當時抗戰時興的「文人不愛財、軍人不怕死」氛圍契合！故能在內憂外患下，經過八年艱辛的抗戰，新聞界當時是恭逢其盛；然而弔詭的是，抗戰勝利後接踵爆發國共內戰，所謂「記者節」儼然並未受到朝野重視！檢視台灣制定的「國定節日」多達二十個，「記者節」於兩蔣時期，立法院是不敢碰觸《新聞記者法》，以致台灣「報禁」解除後，雖有極短時間風起雲湧、百花怒放；唯因迄今尚未完成《新聞記者法》，以致這行業始終載沉載浮！幸虧記者被冠以「無冕王」？除需要發揮當年《大公報》展現的無我無私精神外，至盼立院袞袞諸公也能像處理「國務機要費」的《會計法》一樣策馬加鞭！別讓朝野誤會為權貴們效命，卻無視於記者「哀鴻遍野」。
雖然，全球因「武漢肺炎」肆虐而造成新聞業驟臨浩劫！不少知名的國際傳媒慘遭折翼、新聞記者也普遍出現換跑道另謀生路，如同《雙城記》開卷語開宗明義寫著「那是最美好的時代，那是最糟糕的時代」（It was the best of times.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）的經典名句！即便是最艱辛的大環境；但還是要在欣逢「記者節」時自我打氣！創造「最美好的時代」⋯特別是在「九合一」大選進入倒數之際，全台灣的六都到最基層的里長總計有ㄧ萬一千零二十三個「職缺」要龍爭虎鬥！這不啻也是新聞業大展身手、鴻圖大展的難得機遇，竭誠共勉之。